本报通讯员 陈保国

八十年代初，酷爱读书、喜欢淘书的我经常到位于汉口交通路口的湖北省外文书店（现王府井商场）买书。第一次去就对门口摆放的牌子上写的一段话“外国人谢绝入内”所迷惑了，当时只是平添一种自豪感：中国人神圣不可侵犯。只到 90 年进入华中理工大学攻读专利与科技管理第二学士学位、开始全面涉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才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是何等幼稚。正是出于对这项新生事业的好奇与钟爱，在完成学业后，就转入专利管理机关从事管理工作至今。在十几年的管理工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宣传，而这期间，贯穿全程、支撑我走到今天的就是一种使命感：责任重于泰山。

1993 年，出于全面了解武汉国有大中型企业专利工作状况的考虑，我们对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专利申请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结果是 65% 的企业从未提出过专利申请。如此大范围的大中企业对专利工作的不重视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记得当时我接手了武汉美佳服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遭遇日本一家株式会社指控其专利侵权的咨询案：日方指控美佳侵犯其电脑绣花机专利权。美佳公司在接到日方指控侵权专函时开始惊讶 ------ 何为专利？而当我们经过全面的专利文献检索加上期刊检索及各方面论证，最终确定日方恰好未在中国申请专利、因此美佳可以侥幸躲过这一劫的结论时，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为美佳感到庆幸，如果侵权成立，美佳对该项目投入的 100 多万元人民币的逆推工程研究将付诸东流；另一方面，又深深地为此感到焦虑，美佳事件属于不幸中的万幸，还有多少企业要事到临头才知道“抱佛脚”！我立即就此案组织本地党报长江日报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并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长篇专搞，引起强烈反响。而在 1997 年所经历的一件非职务发明人个案遭遇令我至今难以释怀，那就是磁化杯中国第一发明人刘耀友 。 1997 年 9 月，针对当时广大非职务发明人因经济困难不愿请专利代理人撰写代理文件而导致后来在专利侵权官司中败诉频频发生的现象，我约请武汉晚报社记者对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人刘耀友进行专题采访。记得那个时节的武汉天气依旧十分炎热，根据同事们提供的电话和地址，我骑着自行车穿行了大半条汉正街，摸索着找到了刘耀友的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呀，“杂乱、破旧、贫困”可以形象地描述他的家。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国磁化杯领域专利申请第一人（有专利文献检索为证）的家，而找到刘耀友时，他正在汉正街自家门口摆摊卖玩具。背着一个七十年代经常可以看见的军书包，穿着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脚蹬一双军球鞋，蓄着满脸的胡子，站在我面前的刘耀友，一下子让我仿佛回到了七十年代。“一天，我在喝一杯水时，发现与以往感觉不同，因为我有胃病，一般情况下喝水就有一种比较难受的感觉，而那一次我全然没有往常总有的感受，于是我就观察水杯周围的东西，结果发现，紧靠着搪瓷杯有一块磁铁”。他朴实的解释着发明磁化杯的缘由。把握着这个灵感，刘耀友开始了磁化杯的设计：在杯子的周边装上磁铁。受困于当时经济条件，他自己找来专利书籍学习，自己撰写了专利申请文件并提交给中国专利局。也正是因为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不当，使得他并没有像世界上很多知名发明人一样因此项首创发明而在短时间内成为富老，而伴随着他的是屡诉屡败的官司。我们撰写的这篇报道于 1997 年 10 月 12 日 在武汉晚报以《申报专利不懂法 有了专利无效益》的醒目标题刊登后，立即在江城大地产生巨大反响，武汉市民才知道原来中国最早的磁化杯发明者在武汉。次日，全国 40 余家媒体转载了此文。一时间“刘耀友现象”成为湖北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随后我又与长江日报记者一起在长江日报上以《知识经济呼唤专利代理人》为题发表专稿，向全社会宣传专利代理职业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关注。从他开始，又有幸结识了一批类似的发明人，他们生活境遇的落后、对发明所抱着的执著的精神令我强烈感受到作为专利管理机关公务员身上所肩负的神圣使命。着力于帮助他们顺利实现专利转化，造福于社会，让智慧的星星之火燃烧成熊熊烈火，推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驱使我们勤奋工作的动力。 2000 年 10 月，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专利信托”业务，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将金融资本与专利资本及民间资本有机融合、力促专利技术转化的创举在全国乃至世界开创了先河，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市非职务发明人郁百超发明的世界首创性发明专利技术——无逆变器不间断电源得以在深圳落户，启动了产业化工程。也就在四年以后的 2004 年 12 月 29 日 , 我们欣然获悉世界专利大国日本开始正式启动专利信托业务。

知识产权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知识产权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每一刻！ 2000 年 4 月，围绕着庆祝专利法实施 15 周年这个契机，我与长报记者陈光共同策划了在报纸上开展系列报道的方案。 4 月 3 日 ，我们以《关注专利版图》为开篇，在长江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该文。文章通过大量翔实的国内外专利申请对比数据、充分可靠的案例向世人昭示知识经济时代决定国家之间胜负的不再是大枪火炮，而是控制经济制高点的知识产权！国家专利版图已成为今天世界关注的交点！文章发表后在全社会产生轰动，广大市民纷纷致电我局问询有关专利事宜。而在 2000 年 4 月 13 日 发表的《总书记问询之后》一文，更是凝聚着我们心血。 99 年 5 月 28 日 ，江泽民总书记一行来到武邮科院视察。听说该院在许多领域里形成了自有技术，总书记关切地询问，你们拥有多少件专利？总书记的这句询问，一下子触动了武邮院人，因为当时他们只有 5 件专利。总书记的问询在邮科院产生轩然大波，我局立马跟进，采取多种方式推进该院专利工作，收到明显效应，该院围绕的国际电联标准提出了 10 余项发明专利申请，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在主要技术领域提出了大量专利申请。在我们确定以总书记问询为主要报道选题后，第一次与邮科院同志联系采访事宜时，被对方婉言谢绝了。对此，我并没有泄气，因为事前考虑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于是我们又精心对采访方案进行了设计，再次与邮科院负责人进行深入沟通，终于得到认同，安排了与该院总工程 师毛谦 教授十五分钟的采访。这是一次令我难以忘怀的采访，事前我与陈光设计了三个问题，下午两点半，邮科院科技处长孙振兴把毛总从一个重要会议上请过来，我们开始了采访，随着问题的不断推进，我们的交流也不断加深，采访进行得极为顺利，原定十五分钟的采访不断的得以延长，毛总一而再的推迟了另一边正在进行的会议发言，采访结束时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时间： 55 分钟。 2000 年 4 月 13 日 ，长江日报一版显著位置以长篇新闻报道形式登载了我们撰写的《总书记问询之后》一文，整个一天，我接到大量相识的、不相识的读者来电，纷纷称赞该文立意及效果。 2001 年 9 月，武汉市政府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举办首届“武汉中国光谷知识产权论坛”，会议邀请了海内外知名专家，围绕着论坛的主题，我组织国内十余家主流媒体对大会有关人士进行专访、报道，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与新华社记者 廖 君共同对国家专利局袁德部长及时任武汉市政府副市长辜胜阻的采访。首先对袁德部长的采访，从晚上十点半开始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半，第二天在辜市长演讲完后，对他进行了 40 分钟的采访，《我国专利工作存在的八大问题》一文应运而生，并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发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同志在该文上作了重要批示 ：我国专利保护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加入 WTO 以后就更为迫切。我国原创专利少，固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有工作体制、政策、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认真研究改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请科技部会同专利局等有关部门提出解决方案。 我是在当年召开全国专利工作会议上获悉这一情况的，记得当时国知局宣传处朱宏处长告知我这一信息时，我感到了极大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深刻内涵在那一刻感受得尤为深刻。

十几年来，对于新闻写作我由原来的门外汉成长为“忠实的兴趣爱好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长期与新闻界的朋友们在一起的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有些甚至影响了我一生。热爱新闻写作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使命：舆论宣传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每当夜深人静，闭上双眼时，我的眼前总能浮现出发明人急切渴求的眼神、不少企业对这项工作所报“花钱买教训”的不同的态度，无时无刻不让我焦心蝉虑。“责任重于泰山”就是这多年来自然在我心中形成的理念，正是这种理念驱使我不停的用好手中的笔将捕捉到的新闻信息转化为一篇篇新闻稿件公诸社会，引起民众关注。

十几年来，我感受尤为良深的是中国知识产权报社对我的关爱与培育。第一次参加报社的专业培训是在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报社邀请了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大腕”来授课。那一次中青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对创办冰点栏目艰辛历程的介绍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一种多年来所没有过但又确确实实非常需要的灵魂敲打！这次学习让我深刻理解了新闻创作的宗旨与原则，掌握了初步的写作技巧，我的新闻写作生涯从此一发不可收。在其后的岁月里，报社每年都把我评为优秀特约记者、先进工作者，让我感受到莫大的关爱与亲情，也是一种神圣的压力：把每一次的成功都视为新的里程碑！

“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我多年来写作生活的真实感受，做一名优秀的知识产权新闻工作者需要你付出一生的代价，但是我愿意，因为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作为一名受党多年教育的工作者理应义不容辞。